滴血之鉴：从秦腔《三滴血》看

检察工作的“求真”之道

陈庆金

“祖籍陕西韩城县，杏花村中有家园。姐弟姻缘生了变，堂上滴血蒙屈冤”。秦腔《三滴血》里那位固执的晋县令，手持一本发黄的《汝南先贤传》，便以为掌握了天下真理。他三次滴血认亲，三次误判，将一桩本不复杂的家庭伦理剧，硬生生演成了令人唏嘘的人生悲剧。每每观此，总不免想起我们手中的法律条文与案卷——它们不也正是某种“先贤传”么？而我们检察工作者，又当如何避免成为那个只知照本宣科、刻舟求剑的晋县令？

那滴血认亲的古法，在今日看来固然荒谬，但其中蕴含的思维方式却并未绝迹。我们是否也曾不自觉地陷入对某种“技术理性”的盲目崇拜？将DNA鉴定、电子数据、审计报告等现代“滴血术”奉若神明，却忽略了证据链条的逻辑完整性与证明力的综合判断？科技手段固然提升了办案精度，但若将其结论绝对化，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，便与那晋县令无异。真正的专业精神，在于既善于运用技术，又始终保持审慎的怀疑——知道技术的边界在哪里，明白再精确的仪器也需置于理性的监督之下。

晋县令最致命的缺陷，在于他只顾低头看那碗中的血，却从不抬眼审视堂下活生生的人。他看不见周仁瑞的悲愤与无奈，读不懂李遇春与周天佑眼中对真相的渴望。我们的检察工作何尝不是如此？若只埋头于卷宗纸堆，将案件简化为冷冰冰的证据编号与法律条款，便可能丢失了司法应有的温度与洞察。那信访窗口前的泪眼，那庭审中颤抖的陈述，那社会关系破裂后的隐痛——这些“法外之情”虽不直接写入起诉书，却是我们理解案件全貌、实现案结事了的重要参照。法律是理性的产物，但法律的执行者却不能失去感知人情世态的能力。

《三滴血》的悲剧，源于县令对单一证据的过度依赖。他将全部赌注押在滴血认亲上，再无旁证支撑，也无反向验证。这提醒我们，在构建证据体系时，必须坚持“不偏倚、不孤立、不绝对”的原则。尤其在面对重大疑难案件时，更要建立多通道的证据审查机制，让言词证据、实物证据、鉴定意见等相互印证，形成牢固的证据闭环。对于关键证据，要有“鸡蛋里挑骨头”的严谨，反复推敲其来源是否合法、内容是否客观、与其他证据是否存在矛盾。晋县令若能在第一次滴血后多问几个为什么，悲剧或可避免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晋县令在三次滴血得出矛盾结果后，依然固执己见，从未反思过方法本身可能存在问题。这种认知闭合现象，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值得警惕。我们是否也曾因先入为主的判断，而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不符合预期的证据？是否在案件讨论中，过早形成了“铁案”思维，关闭了其他可能性的大门？优秀的检察官，应当保持“智者的怀疑”，在审查起诉的全过程中，始终为自我修正留有余地。真正的司法自信，不是永不犯错，而是敢于直面错误并及时纠正。

秦腔谢幕，冤案昭雪，却暗藏着一个沉重的“假如”：假如周天佑与李遇春未能考取功名、身登高位，他们的冤屈是否就将石沉大海，永无昭雪之日？剧中的正义，最终是依靠“儿子当了官，回来扳倒糊涂官”的古典模式实现的。这固然满足了观众的惩恶扬善心理，却恰恰暴露了人治社会的致命脆弱——周天佑与李遇春的官袍并非正义的化身，而是一柄用以撬动僵化体制的、更具威力的特权杠杆。他们本质上是在用更大的权力，去纠正较小的权力所犯下的错误，这依然是权力逻辑，而非法治逻辑。

我们不能将正义的希望寄托于“青天”的偶然降临，或是受害者自身命运的戏剧性逆袭。一个健康的司法体系，其尊严与公信力，在于它拥有不依赖外力便能“自我修正”的勇气和能力。这套成熟的“制度纠错”体系，意味着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、刚性的内部监督制约、畅通的申诉复查渠道以及对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持续强调。它要求我们，即便在无人质疑时，也要常怀“此案是否可能还有另一种面目”的审慎；在证据看似确凿时，也要保有倾听“不同声音”的耐心。

从《三滴血》的古老悲剧中，我们应当领悟到：官袍换不来的正义，要靠制度去保障；清官等不来的公道，要靠程序去实现。让每一个案件都能在制度的轨道内得到公正审理，让每一个可能的错误都能在体系的框架下及时被纠正，这才是对“晋县令”们最彻底的超越，也是现代司法文明给予我们每个公民最有力的保障。